早上我跳进出租车，行驶了五分钟之后，第一个红灯，司机师傅在后视镜里看着我，问我：你觉得你幸福吗？只睡了三四个小时的我，一直等跳了两次表之后，才反应过来：啊，不知道。。。师傅说：人们总是羡慕他人，想着明天要如何如何，其实最应把握的是今天，不要妄想。

我愣了半天接不上话，这么书面语的师傅：人们、他人、妄想。

是在体验生活吗？我想起吴虹飞在她的访谈录中，面对每一个被访者，她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你幸福吗。正想着，师傅又说：我问每一个坐我车的人，你幸福吗？可是，从没有人一口咬定自己是幸福的。

====路遇奇人的分界线====

周五的时候北京出现了四个太阳，照片网上搜的到，我就不贴了。76年的时候就出现过四个太阳，那一年出了什么事大家都知道。现在呢，南方全部大雪，连广东都开始出动铲冰车，据说北京今年不冷，也没怎么下雪。

某辆本应昨天就从广州到西安的列车，因为大雪问题，绕道，预计明天才会到达。晚点见过，晚点两天的。。。车上的人可怎么办呢？

公路全封着，那些大货车全冰封在路上。有辆车的司机，四天里吃了一碗泡面，救援的人来了给他一瓶热水，他哭了。货车司机最长困了七八天，陛下说，他们现在除了食物，还需要心理医生。

周六的时候回了一趟爷爷奶奶家，农村自己盖的那种小楼，自己烧暖气，还是很冷很冷，据说无烟煤价格已经涨了很多。郊县还在限电，为了保证市里的用电。于是空调都成了摆设，根本启动不了。睡到半夜我还冻醒一次，脸都是冰的。

论坛上有人发帖求助：我的爷爷奶奶两位老人已经70高龄了，打算到广州来过年，1月26日在汉口上车T67次，现在已经两天了，两为老人又没有手机，我们的电话也不知道往哪里打，不知道情况怎么样了，谁有朋友在T67次上，大雪天气大家互相帮助，留下火车上朋友的手机电话，让我们能打电话了解两位老人的情况。
昨晚消息T67次还在长沙，今天新闻报道长沙一段又停电，部分火车折返，部分停滞。如果谁有朋友在1月26日汉口开往深圳T67次火车上，希望留个朋友的电话，让我们能了解两位老人的情况。
本人手机：15827222436
先谢谢大家！
另外，如果有T67次列车的最新消息，也希望大家能积极提供，帮住联系不上在家里干着急的朋友们。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这帖子真是看的人心里难受。老人要是为省钱买硬座，天哪。

还有帖子：我老婆小孩24号从襄樊坐火车来广州现在还在湖南啊，大人倒不怕，小孩受得了吗？***大人啊，国家经济这么高涨。为啥子民这么受苦？前次看专谈。我国的贸易顺差太多了，搞得国家现在美元都不知怎么花？拼了命的给国家公职人员发饷。可怜我们这些民工们谁来管？离乡背井的打点工，一个月还扣那么多所得税。

前几日关于春运的新闻我记得的依次有：千名学生持票滞留站台，火车过而不停 / 大雪封路，大学生租滑雪设备准备滑回家 / 站台拥挤，女大学生掉入铁轨当场被轧成两半。

半个小时的新闻联播里，三分之一的时间在说雪灾。有关部门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要控制高用电单位，保证民用供电。一边说着，镜头一闪，扛摄像机的大哥穿着短袖，讲话的同志也穿得伶俐。这室内得多高的温度啊。

湖南那3名为了敲掉输电铁塔冰块而死亡的电力职工已被追认为烈士。23日D59次动车和谐号在行驶到潍坊附近时，将正在施工作业的济南工务段一个小组的18人撞飞，其中当地找到16人尸体，有一人挂在车头带回青岛，另一人失踪中。隔日的定论是，这些人是擅自进入施工段，也就是说，死了白死。大晚上的，大冬天的，18个人一起学雷锋，擅自去建设铁路，请问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病？一遇事就推卸责任，真HX。

到处在下雪，西安从11号下雪到现在了，期间没停过多久。湖南的大葱都卖到15块一斤，前几日听说贵州的大米15一斤的时候大为惊讶，现在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网上有言论说，这样的暴雪灾害，是和三峡工程有关的。工程伊始，就有人说过这样对风水不好，更科学的说法是这样会破坏生态环境，果然，此次雪灾都集中在长江流域。也有人将这次雪灾和2012大预言联系起来。那个预言里说，2012年地球会有灾难，南北两极颠倒，会带来全球性毁灭。有网友认为，这次大雪，南方集中，北方极少，不由得与那个南北极颠倒的预言联系起来。

湖南台小年夜的晚会已经取消了，因为大雪问题，演员进不了湖南。而央视的春晚仍在彩排。为什么不取消呢，在天灾面前。难道还要强颜欢笑歌舞升平吗？会被南方人民骂死的。或者准备在阖家团圆的日子里，上演飚泪吗？

最后，这枚报道写得还不错《新闻联播》三十年 应设第二中央台

时间过得总是很快，尤其是年底。圣诞结束是元旦，接下来是生日和期末考，接下来是春节，没几天又五一，一年一年就这样过去了。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都不知道该如何评判这过去的日子，然而大多数人并未放弃对生活的期望。

对希望的追求是感性的，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感受，但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方法来表达这种感受。明白自己的感受，知道怎样表达这种感受，是一个理性的过程。踏出的每一步，都不知道下一步应该去哪里。为了达到这个希望，我们可以付出什么呢，我们愿意付出什么呢？我们有没有问过自己，不愿意付出什么呢？

我们可以很理性地选择离开，或者很感性地选择留下来。我们又可以很感性地告诉自己，要坚持下去。但也都可以很理性地跟自己讲，坚持，只不过是因为不知道怎样创造更多选择。如果要创造更多选择，我们首先要知道自己真正希望得到的是什么。

后来我们选择了“方便”，是因为我们希望所有东西都是唾手可得。学业、工作、爱情，甚至是我们的理想。你的理想是什么呢？“不用付出，我们的理想也可以实现”是不是就是我们的理想呢？是不是都希望自己是一个永远不用吃亏的好人呢，这种理想是不是充满矛盾呢？这些矛盾，是不是会令我们不可以诚实地面对自己呢？不能诚实面对自己，又怎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呢？你我如果不可以，甚至很害怕面对自己，我们又怎可以认为我们的选择，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有希望的未来呢？

    两年前，7岁男童鹏鹏在家中度过了恐怖的一夜———父亲在屋里将母亲杀害，一些可怕的画面和声音深深地刻在了他的脑海中。在父亲的要求下，鹏鹏一直保守这个秘密。

    两年后，案件告破后，在外公家，鹏鹏开口了，他画下了家中的平面图，并讲述了当晚的惨剧。

    近日，市二分检对鹏鹏的父亲提起诉讼。鹏鹏的外公担心———这个能平静叙述那晚情形的孩子，会不会留下心理创伤。

    离奇失踪

    2005年7月27日下午5点多，北京市北部郊县一个小区内，鹏鹏跪坐在家中南屋窗台前的凳子上，通过窗户，看见妈妈冯泉推着车走进了楼道。鹏鹏的父亲洪宇、爷爷、奶奶正在客厅里等待冯泉，33岁的冯泉在一家连锁电器商店当售货员。

    那是鹏鹏最后一次看到妈妈。

    第二天晚上10点，鹏鹏姥爷家的电话突然响起。话筒里传来的是洪宇的声音。洪宇告诉岳父，昨天，他和冯泉吵架后，他睡在北屋，冯泉睡在南屋，第二天醒来后，冯泉就不见了踪影，手机也打不通。

    听到这消息，冯山祁连忙和儿子出门找女儿。两人找了一个多小时，毫无收获。按照约定，晚上11点多，冯山祁和儿子赶到洪宇家。还没走进楼梯，洪宇就拖着鹏鹏下楼了。“他也没让我到家里坐坐，就说要带着孩子找人。”冯山祁说。

    冯山祁当时并没有多想，只是叮嘱女婿骑摩托时小心别摔着鹏鹏。几乎整夜的寻找一无所获，凌晨4点，冯山祁拖着沉重的脚步回了家。

    怀疑无据

    2005年7月29日一早，冯山祁赶到了女儿工作的电器商店。一名同事说，冯泉28日当天没来上班，也没请假。证实了女儿已经失踪一天，冯山祁马上给女婿打了电话，让他报警。

    冯泉的弟弟冯征和洪宇一同报警。当地警方告诉他们，只能按失踪人口登记，并要求家人提供冯泉的近照。

    当天，冯征和洪宇一起回了家，寻找冯泉的照片。那是冯家人在事发后，第一次进入这个房子。“屋里有很重的84消毒液的气味，地是刚擦过的。”冯征回忆说。

    在冯山祁的要求下，洪宇进了趟城，在《北京晚报》上登了寻人启事。

    此后的数月，是漫长的寻找。冯山祁和家人找遍了县城附近，还开车到市区、昌平等地，但茫茫人海，女儿毫无踪迹。冯山祁和儿子甚至分别去看过两个无名女尸。

    冯山祁说，冯泉平时孝顺父母，即使负气出走，也不会这么长时间不跟父母联系。

    冯家揣测，最坏的可能有两个：一是冯泉出走后遇到歹徒，惨遭不测；一是在和洪宇的争吵中，不小心摔倒，脑袋磕到什么地方死亡。后者是冯家对洪宇最大胆的猜测。两年后，他们才知道，真相比这个猜测残酷得多。

    洪宇的一些反常举动，也加重了冯家人的怀疑。冯山祁说，事后不久洪宇家的固定电话就没人接了；洪宇的手机也逐渐打不通；家里一直拉着窗帘，一问邻居，才知道他已经不在家住了。

    猜测是猜测，冯家并没有任何证据。

    冯家把希望放在鹏鹏身上。7月27日晚上，鹏鹏一直在家，如果发生了什么，他一定会知道。

    冯山祁决定把孩子接到家里。

    童言有忌

    冯山祁说，女儿失踪后，他们再也没有机会单独和鹏鹏相处了。

    冯山祁明确提出要见鹏鹏，但一直被洪家以各种理由拒绝。无奈，冯山祁和家人来到洪宇工作的银行，找到了洪宇的领导，通过单位施加压力。“银行领导表态，让他把孩子送去。”

    2005年8月底的一天上午，洪宇带着鹏鹏来到了岳父家。午饭后，洪宇上班，鹏鹏被单独留在家里。

    冯山祁说，洪宇虽然走了，但电话却不断打过来，问孩子怎么样了。鹏鹏也是一听到电话铃声，就抢着接。冯山祁和老伴希望能从鹏鹏嘴里问出点什么，鹏鹏却说：“我乱着呢，晚上再跟你们说吧。”

    下午四五点左右，鹏鹏才开始回答问题。“我问他，‘你爸动手了吗？’他说动手了。我又问‘有谁倒地吗？’他说是妈妈。”冯山祁说，他再询问时，鹏鹏就说“脑子乱着呢”。

    傍晚六点多，鹏鹏跑出了家。冯山祁追出门外，鹏鹏已经打车走了，只剩下一只凉鞋。

    虽然鹏鹏只吐露了一两句话，但依然让冯山祁心惊。冯山祁说，他随后找到刑警大队，说鹏鹏曾见到父母动手，得到的回应是“孩子的话，你也信？”

    意外破案

    虽然并未得到警方的重视，但鹏鹏的话，让冯家对洪宇的猜疑越发严重。

    2006年2月11日，洪宇被岳母叫到家里，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洪宇回身就走。

    两个春节过去了，当冯家人几乎绝望时，转机突然出现。

    2007年3月28日，两名陌生人上门，自称是昌平公安部门预审科民警，他们来询问冯泉失踪一事。两名警官并没有详细说明冯泉的线索，冯山祁随后将此事告知当地刑警队。两地警察第二天见面，案件被转至本地警方。2007年3月30日上午，刑警将洪宇带走。洪宇的父母随后也被拘押。

    4月1日，刑警告诉冯山祁，洪宇“进去了”，鹏鹏的爷爷奶奶暂时无法照顾孩子，鹏鹏自己愿意跟着姥姥姥爷。

    当天，冯山祁领着孩子回了家。2007年10月底，警方找到冯山祁抽取了两管血液，进行DNA比对。几天后，冯山祁的儿子询问案情时被告知，警方按照洪宇的口供在密云老游乐园一带找到了上百块骨头，经过比对，确认为冯泉的尸骨。

    案子破了！

    直到现在，冯家依然不完全清楚案件是如何告破的。他们依稀得知，洪宇的一个亲属在一次喝酒时，曾向人吹嘘洪宇杀了人警察却没有破案。一名听到此话的人后来犯事在昌平落网，向昌平警方举报了此事。

    画图作证

    把鹏鹏接回家后，冯山祁和老伴却没敢第一时间追问鹏鹏。

    直到2007年5月的一天，鹏鹏和姥姥单独在一起时，姥姥问他：

    “想你妈妈吗？”

    “想，人家都说世上只有妈妈好。”

    “想你爸爸吗？”

    “不想，他杀了我妈，一命抵一命。”

    一边说着，鹏鹏一边拿过一张白纸，在纸上画出了家里的平面图，并指着图说出了当晚他所看到的。

    这是鹏鹏第一次主动向妈妈家的人吐露实情，虽然他说得并不是太详细。

    几天后，鹏鹏和姥爷在家时，楼上突然传来椅子倒地的一声巨响。鹏鹏一下抱住头，面带恐惧。冯山祁忙问他怎么了，“他说‘这很像我妈被打倒的声音’”。这一次，鹏鹏详细地将当晚的情形回忆出。

    “我脑子轰的一声！”冯山祁没想到鹏鹏记得住那么多令人发指的细节。

    冯山祁之后将鹏鹏画的画送到了刑警队。6月初，刑警给鹏鹏做了一次详细的笔录，冯山祁的儿子在场，并和鹏鹏一同在笔录上签字。

    以下的情形，是冯家人多次询问鹏鹏后，了解到所发生的事情。

    2005年7月27日下午5点，鹏鹏跪坐在南屋窗台前的凳子上，看到妈妈冯泉匆匆回家。家里，爸爸和爷爷奶奶在等着冯泉。很快双方就开始争吵起来，鹏鹏零星地听到了一些对话，包括妈妈说：“你们平时不管，这时候到我这里干什么？”奶奶说：“这是我儿子的地方，就有我住的！”随后，鹏鹏看到妈妈和奶奶厮打了起来。

    冯家人解释说，2005年，鹏鹏的爷爷奶奶将北京郊区老家的房子卖掉，到北京做生意，几个月后赔了钱又回到老家，并在儿子媳妇家附近租了套房子。由于此前卖房一事并没有告知冯泉，她对此非常不满。冯家人估计，当时是鹏鹏的爷爷奶奶提出要住在一起，引发了争执。

    在厮打中，鹏鹏听到爷爷说：“你是要你妈，还是要你媳妇！”随后，他看到爷爷从阳台拿了一把大扳手。在靠近北屋处，一堵墙挡住了鹏鹏的视线，他听到了“嘭”的重击声，“扑通”的人倒地的声音，紧接着奶奶放声大哭。

    鹏鹏小心地走出北屋两步，就被奶奶拉回了南屋。他只看到一个头颅倒在墙角处，头发长长的，是妈妈。

    冯山祁曾经追问过鹏鹏是谁打的人，鹏鹏回答说，是爸爸，因为声音很大，爷爷没有那么大的劲。

    晚上7点多，他听到从厨房附近传来剁东西的声音，直到夜里12点。凌晨，他被爷爷奶奶带下楼。爸爸洪宇已经提前下了楼，启动摩托，车后驮着四个鼓鼓的黑色大塑料袋。

    事发后，鹏鹏被警告不许将此事说出。

    心理干预

    一切似乎将要结束了。

    冯泉确定已经死亡并被分尸，洪宇被认定为最重要的嫌疑人，案件已由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提出公诉。检方指控，洪宇因家庭琐事将妻子冯泉杀害，并分尸毁灭证据；洪宇的父母、妹妹也均被起诉，罪名是包庇罪或帮助毁灭证据罪。

    破案后，冯山祁的老伴精神垮了。2007年10月16日，老人突发急病身亡。

    冯山祁开始独自抚养鹏鹏。虽然一老一小天天在一个屋檐下，但他越来越不懂这个孩子了。

    破案前，冯山祁曾经到学校观察过鹏鹏。“该吃吃，该玩玩，好像没事人似的”。

    现在，鹏鹏也和一个普通的淘气的男孩没什么区别。喜欢玩，喜欢吃。那件惨剧，似乎没影响他好玩的天性，“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好像特别强。”冯山祁说。

    但另一方面，那个恐怖之夜，似乎并没过去。

    鹏鹏自己一个卧室，晚上不敢关门睡， “睡得不安生，一惊一乍地，睡着睡着就坐起来”。鹏鹏不愿意一个人在家，冯山祁出门买菜时，他总说害怕要把房门反锁。有外人进家说话，他总是把门开道缝，静静地听着。

    更让冯山祁担心的是，鹏鹏的学习成绩开始直线下降，上次英语测试，破天荒地得了个不及格。

    “也能体谅他，毕竟是个孩子，还不懂事。”有时候，鹏鹏也说一些和他年龄极不相称的话。冯山祁的老伴去世后，一次，冯山祁到检察院询问案情，回来后，鹏鹏追问姥爷什么时候会审判，并说要去法庭。“我爸一命抵一命，判决了，我得让我姥姥瞅瞅”。

    对于这个孩子，冯山祁很担心。

    破案后，他曾经想带着鹏鹏到市里找心理医生看看，“暑假时就想带他去，但当时心里太乱了”。鹏鹏就要放寒假了，冯山祁说，他准备带着外孙找心理医生。

    专家分析

    鹏鹏遭受两次心理创伤

    北京市安定医院儿科、北京儿童少年心理卫生中心主任郑毅教授表示，鹏鹏实际遭受了两次心理创伤，他能够保守两年的秘密，也说明，他的行为已经出现异常。

    郑毅分析说，第一次心理伤害，是鹏鹏当晚的所见所闻，由于他并没有看到直接的血淋淋的场面，相对而言这种影响并非特别严重，反而是父亲的“恐吓教育”，对他影响更大。

    郑毅认为，一个7岁的孩子对母亲的亲情是难以自控的，当他见到姥姥姥爷时，会本能地悲伤流泪。鹏鹏能够控制住，说明意识层面已经受到不良影响。他的本能反应上，缺少感情的流露，应该是偏冷漠的表现。所以，与父亲共处的两年时间，对鹏鹏的心理影响更大———他甚至有可能认同父亲的某些行为。

    郑毅说，一般少年儿童经历过恶性突发事件后，心理上会出现两个趋势，或者胆小恐惧，或者冷漠逆反。郑毅建议及早对鹏鹏进行心理干预，一旦遭受过心理创伤的孩子过了青春期，出现成熟意识，就会主动认可一些不良的举动和行为。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本报隐去了事发具体地点，鹏鹏及其家人的姓名均为化名。)

真的，还在下雪。一早出门，就下着，到晚上下班，还下着。刚才开窗探头出去，雪粒子打在残存的树叶子上，唰唰的声音。

李义山留得残荷听雨声，还有个雨打桃花笑，现在是细雪打枯叶，抽枝待来年。未来三天中雪，初步预计要下到下周二才会停。

背景音乐张蔷的相思好比小蚂蚁。怎么样，这声音，又纯情又骚情吧？配乐什么的，都好走穴啊。

上次唱歌我唱了张蔷版的爱你在心口难开，被群殴了。。

大学教师萧瀚的师道尊严学者萧瀚：我和他“无私怨”和“私仇”，“但是我和他有不共戴天的公仇，就是来自教师伦理之仇”。

（一）

1月4日上午，中国政法大学的“端307教室”，38岁的法学院副教授萧瀚给他的学生了上“最后一课”。从不使用教案的他，第一次写了一篇演讲稿，题为《如何度过我们的一生》，谈及人生、信仰，以及自己那一代人的经历。当天晚上，另一位政法大学教授在本学期的“最后一课”，与试图逃课的学生发生冲突。
 
一周之后，萧瀚突然发表辞职声明。两个本不相识的教师，因一场“师道尊严之争”站到了对立面，对手抛出“阴谋论”，网友质疑其“作秀”，萧瀚被推到风口浪尖，甚至引来谩骂。

众师友不赞成此举。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认为，从“策略上看不合理”，萧瀚应继续坚持，而非言退。法学院副院长何兵也以领导身份发表公开信挽留他。

萧瀚进入法大任教，至今4年整，主要教授“中国宪政史”课程。何兵说，这位老师向来“自由和散漫”，开会经常不到，表格基本不填，经常批评领导，主张教授专权，“弄得我这个‘领导’无从措手”。

而在教员角度上，萧瀚却一直在“苦自己”。他的一节课内容，常要花几天闭门备课。他的同事王建勋说，每次讲完课，萧瀚都几乎筋疲力尽，“因为他极其卖力，生怕误人子弟”。

何兵评价萧瀚“不是好员工，却是一个好教员”。而学校从惜才角度极尽宽容。

类似填表这样的琐事，萧瀚与大学里各种条条框框格格不入，在友人看来不免有点迂，贺卫方觉得他追求人格完美近乎“洁癖”。

“他对于一些事情有自己的坚持，而且一定会付诸实践。”何海波，萧瀚的天台同乡兼校友、现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也曾受托做萧瀚的思想工作，告诫他遵守学校相关规则，但“劝不动”。

友人说他有时很执拗。在北大求学时，某知名法理学教授的一门“马克思主义法学经典著作选读”必修课，他因为“没按标准答案作题”而挂科，第二年法学院改革此课，由多位老师一起上，他才交作业过关了事。研究生毕业时，他感慨：“确实，北大不好进。可是，北大真好出。”

（二）

在萧瀚描述的其师友形象中，他对人格、思想与学问的要求尤为突出。

2000年，萧瀚结识研究国学的学者王焱，并拜其为师，“他是改变我一生的人”，每提及恩师则必以“我老师”称之。王焱透露，萧瀚几次提出要行三拜九叩大礼，他拒绝了。在王焱面前的萧瀚，“有点拘束，怕说错话”。

萧瀚对于王焱的治学以及超然的处世态度崇敬不已，“他秉持着一种已经消亡的古老传统，敬畏学问，对弟子严厉却不失循循善诱的涵养，这是我亲身领教过的真正的师道尊严。”王焱几次批评他沾染北大学子的“虚骄之气”，骄傲狂妄，萧瀚则在一旁保持沉默。

他的好友兼师兄谢鸿飞说，在很多方面，萧瀚是一个很传统的人，尊重老师，尊重知识。“我常常跟他开玩笑说，肯定有很多人会说，‘我的朋友叶菁（萧瀚的真名）。’”

已毕业的2003级龚同学仍记得他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我最大的梦想是筹集资金将‘礼’完整地搬上荧屏。”还记得他表述过这样的“课堂纪律”：“上课你（指学生）走是因为你有事或者我讲得不够好，你吃东西是因为你饿，你睡觉是因为你困。”

在辞职事件之前，萧瀚在博客上阐述了自己对大学教育的见解：逃课是自由的象征；上课可以睡觉、吃东西，但不能破坏环境影响他人；课堂不是教堂，教师不是牧师，老师的话学生随时可以质疑……

萧瀚的学术批评对象，就包括了学界权威、母校北大法学院院长朱苏力，直指其“严重违背学术伦理，破坏学术规范”。

而当老师的萧瀚，对改变学生学习和思考方式有着强烈的冲动。他对80后一代有忧虑，但却坚持认为，大学生是成年人，应培养他们“自由、独立的学习精神”，大学教育要培养现代公民而不是奴才。

一个学生回忆，当问及对“封建”一词的看法，专制、落后、保守、残酷……这样的词汇立刻涌出，连她自己也惊讶，“它们是何时悄悄潜入我的大脑并埋伏下来的呢？”而萧瀚的解释只有精辟的六个字“封土地，建诸侯”。这位女学生顿时有“醍醐灌顶”之感。之前他们所熟知的历史，完全由教科书构建，“每一个字都是铅印的真理”。

在“万圣书园”老板刘苏里看来，萧瀚是“现行教育体制下的一个异类”，他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对个体的权利看得很重，而自我道德要求超乎常人。“他发出声音，和不与人争，同样都势不可挡。”

（三）

硕士毕业后，萧瀚任职于茅于轼所创办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并担任胡舒立主编的《财经》杂志法律顾问。

那时“天则”刚创办“中评网”，萧瀚的名字随着大量的时评开始为人所熟知。在历次公共事件中，从“孙志刚案”，到“刘涌案”、“黄静案”、“佘祥林案”，屡屡能见到萧瀚的身影。尤其在SARS期间，他几乎每天一篇时评，引人关注。而他的真名叶菁，许多人并不知晓。

王建勋发现，这两年萧瀚的时评在减少。“他在克制自己，少写时评，担心时评会破坏甚至摧毁他多文体创作的目标。”萧瀚认为，时评是除了论文之外，“最没有艺术性的文体”，他正准备建立一个时评分博，以让自己的“追远堂”（他的博客）回归到原来清静如水的状态。

萧瀚所教授的“宪政史”独辟蹊径，从先秦开始研究，国内尚无二人。贺卫方说，萧瀚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情感仍在加深。他对学生说，“请不要用‘繁体字’来称呼我们祖先的精神遗产，这是很不敬的，如果硬要给它一个名字的话，就称它为‘传统汉字’吧。”

他写诗，写影评，也写小说。在他的博客里，即使是社会新闻，也能编成工整的七言古体诗。“诗是太阳。”他说。

萧瀚依旧书生意气，时而会提到的一句名言来自陈寅恪为王国维作纪念碑铭首提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句话，在他当年考研的出租屋里悬挂着。

刘苏里十多年前见到的“文弱书生”萧瀚，与现在基本无异：讲究生活品位，很整齐的头发，很整齐的着装，与人交往，保持礼节；内心依然强悍，“别人不说话的时候，他一定会说”。

一个月前，他才得知，自己眼中的这个“小孩”，已近不惑。

文本来源：南方周末2008.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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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前几天，还有这样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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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2002迷笛音乐节纪事

　　颜峻

　　这标题来自杰克·克鲁亚克的自传体小说《达摩流浪者》。就在5月2号晚上，我把自己从迷笛学校外面庙会一般的摊点转移到散发着星星和香烟气息的学校草地上，眼前是不到 1000名闲散的青年，舞台上那支刚才还晦涩得可怕的乐队已经变了风格，他们不再像Grey那样玩无浪潮诗篇，或Meredith Monk加Philip Glass的微型音乐剧，他们现在像Henry Cow一样清淡、老实、别扭地弹起了民谣吉他，一个长得像学生会干事的主唱在一遍遍呼喊：“永远年轻，永远倔强，永远纯洁，没有人能够消灭我们！”

　　我的确感动了，好象天空突然打开。他们，来自上海的“顶楼马戏团”，刚才还是奇怪的和声、阁楼爵士式的黑管和仪式般的气氛，这时候，主唱握着拳头呼喊，让我理解了他们所有的怪异、荒诞和一意孤行的声音实验。一句通俗的口号，一支前卫的乐队——当然，“乐队”这个词不太合适他们——加上舞台下一群自己照顾自己的年轻人，构成了那一个感动的瞬间。不是什么世界大同的幻觉，不是伍德斯托克的和平与爱，更不是时代的晚上，我想我听到了我们作为群体，第一次表达出一个具体的愿望。发出这声音的，是构成迷笛音乐节的所有人；这个愿望，用三个极端的词，建筑了一个独立于唯物的成人社会的新世界。

　　这个关于永远年轻的理想，和关于“中国的伍德斯托克”的说法一样，传达出我们确立自身形象的冲动。作为青年，我们没有过伍德斯托克，这很遗憾，我们甚至也没有摇滚文化，我们甚至没有流行文化。在这一切跟青年亚文化有关的事情发生了半个多世纪——也有人认为当代群体文化的发生是随着资本主义发达起来而发展的，而青年，作为高速城市化的产物，已经诞生了100年以上——可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声音、没有语言、没有娱乐方式和生活方式更不要说价值观的世界里，青年作为群体，在摇滚乐和互联网改变生活方式之前，是不存在的。

　　那么谁是我们？

　　是那个穿西装的记者所说的、迷笛音乐节上“70%不正常的人”，还是广大适龄青年？或者说唱金属乐队歌词中普遍存在的“人民”？谁要求永远年轻、永远不被摧毁？换句话说，谁被我认同、进一步被我认同的人认同，愿意分享那种短暂的、含混和即兴的、不现实的、避世或对抗主流社会的快乐？

　　还是说说迷笛音乐节本身吧。这是第三届，迷笛音乐学校主办的免费音乐演出，也是第一次移到户外举办，也是第一次吸引了大量媒体和非铁托人群的参与，也是中国大陆的第一个音乐节——先别急着提喜力节拍，或者重庆万人摇滚乐演出，要说festival，还不能光有人气就够。

　　5月1号到3号，51支乐队参加了大约32个小时的露天演出，他们的风格以摇滚乐为主，但也有爵士乐、新民谣和其他被称做“新音乐”的品种；从整体上看，无论毫无新意但是区别于中国主流音乐的爵士、布鲁斯，还是无聊但是时尚的英式流行乐，或者同样模式化但是以激进社会态度为目标的说唱金属，都和极端、前卫得超出多数乐迷承受能力的无浪潮或即兴噪音音乐一样，符合“新音乐”这个大而化之的说法，在离大众文化数十公里远的远处提供娱乐，使迷笛音乐节变成了少数人的节日。

　　这少数人却已经不同于10年前的摇滚贵族。他们开始自我繁殖。他们来自学校、报社、公司、工厂、文艺行业或传统的无业愤青阵营，不再属于封闭的摇滚圈。他们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制造不同的服饰或思想，率先公开同居或购买盗版的地下电影，他们制造、传播着一套自己的俚语和典故，有接近的价值观和审美倾向，他们可以在人群中彼此辨认、在小范围结成短暂的乌托邦。最重要的是，从生活方式决定文化的意义上看，他们已经不是少数人，他们的繁殖能力将超出精英论者的想象；他们也是第一代让摇滚乐真正存活在中国的土壤。

　　他们就是我们，大约6000到8000人次(伍德斯托克的1%强)，来到位于北京西五环外、香山附近的迷笛音乐学校，喝啤酒、聊天、胡闹、购买地下出版物，同时用坐姿、站姿和剧烈冲撞的不同方式观看演出。其中有至少200人——我个人的估计——来自外地。

　　第一天的乐队普遍要差一点，但观众人数最多时大约有2500人。演出还没有开始，一道长长的砖墙就已经喷满了涂鸦，有些人已经迫不及待地喝醉了，没见过世面的记者到处乱跑，见到文身、眉环和鸡冠头就拍照，结果绝望地累趴下了。

　　演出下午3点多才开始，在沙子走台并引起小规模骚动之后，铁风筝第一个出场。他们是一支不大走运的乐队，不但再也没有创作出《这个夏天》那样的杰作，而且也没有像其他同代乐队那样获得实惠。音乐是日趋高难度的正统的摇滚乐，但是当然有技术和气质上的风格，这使他们耐听。在主唱虞洋挥手的时候，观众的手臂也挥成了一片，那么，让我们记住这首歌的名字——《鼓浪屿》。

　　便利商店，一支正在通过模仿Radiohead来学习音乐的有潜力的二流乐队，他们在过去的一年里获得了大量不利于成长的荣誉。主唱应观众的要求脱掉了上衣，但这没有挽救他们的表演——平淡、单调、毫无细节可言。

　　星期三的旅行有一个喜欢低调音乐的女主唱，他们的风格因此接近slowcore和后摇滚，但作品还不成熟，单薄。因为缺乏现场经验，乐队完全没有震住场子。他们被嘘，之后再也没有让观众恢复品尝朦胧嗓音的耐心——这是双方的遗憾。

　　沙子的出现带来了音乐节第一次高潮，两个性感的洋妞在人群后面挥动乐队的T-shirt，她们前面是数百双挥动的手。沙子的音乐味道很醇，但决不是纯——爵士、布鲁斯、funk、民谣摇滚，带着一点邪气和酒气组合在一起，而节奏是快乐的，吉他是轻松的。

　　当然，对于铁托来说，高潮是从扭曲的机器开始的。我记不住乐队的出场顺序，但肯定记得那蠢蠢欲动的人群是怎样突然爆炸的，上百人被卷入战团，舞台前是沸腾的。而音乐，他们已经不是当年的说唱金属乐队了，他们几乎放弃了hip-hop律动，让吉他响成了混浊的一片轰鸣，鼓和贝司领导着走向，这使得他们没有沦为荷尔蒙的盲目奴隶。

　　军械所，一支看来比扭机磨合得更好，但缺少风格的重金属乐队。他们也更年轻，流畅而富有弹性，在死亡金属的边缘表现出力度，在慢歌上暴露出缺陷。

　　AK47人多，设备也多，和去年一样，设备又出了问题，主唱因此抱怨起来，并遭到张帆校长的批评——后者在远处调音台上用手机、话筒和对讲机指挥着演出的各个细节——他们更工业化，音色也的确凌厉，但似乎从头到尾都是高潮，这是个问题。

　　相比之下，液氧罐头是1号最成功的重型乐队，他们的大汽油桶在恰当的时候发出了宏大宽厚的声音，整体声响因此得到拓宽，非常舒服。新来的主唱，病蛹乐队的主唱王珂擅长一种先抑后扬的递进法，这是积攒和点燃铁托情绪的秘诀——夜幕降临，灯光照亮了疯狂pogo的人群！

　　声音的碎片介于英国后摇滚和英式吉他乐队之间，尽管观众反应平淡——大家忙着排队打饭、买烤馒头片呢——我还是很喜欢。不管怎么说，这是一支有野心、敏感的乐队。

　　电子乐得到的待遇更差一些。我看到的网上文章里，几乎没有人提到FM3和孙大威。当然音响比较不利于他们，调音师恐怕不大习惯，但观众也是真的开始休息了，草地上躺下了更多的身体，学校外摆摊的农民更忙碌了。FM3的微妙被忽略了，他们在ambient的细节上做的努力，其实是值得倾听的；孙大威的效果要好一些，碎拍下面，ambient和起伏的噪音变得宏大，在迷笛上空飘扬，竟然非常迷幻。

　　混合胶囊没有留下什么印象，有人说，他们很卖力，这使我感到惭愧。

　　一个叫洋娃娃七号的混乱的ska punk乐队倒是印象深刻。我很希望自己当时在排队买烤馒头片。主唱喊了大约30遍朋克万岁，可他每次都喊在节奏的腰眼上，还把“OI！”拖长了按重金属的方式喊出来。

　　野孩子上场的时候，音响效果变得完全不同——其后的爻释·子曰也一样，惟一的解释是，因为乐队的经验和素质——他们让全场安心、投入。融合了西北民间音乐的新民谣，反复的节奏效果、朴素感人的和声、清澈的旋律……他们唱了北岛的诗，但听起来也像取自民间……气氛终于融化了所有的人。

　　爻释·子曰则完全摆脱了某一时期的过度丰满，显得老辣而且完美，没有什么多余的音，和互相淹没的效果。“送礼就送，脑，白，金。”市井的智慧、小调和另类、幽默和讽刺、本土气质和新鲜摇滚，我想不出还有谁比他们更能说明摇滚乐的中国特色。他们土得如此高明、如此音乐，足够二手玫瑰和旺财等玩幽默和地方文化的乐队叹为观止。

　　和去年一样，附近居民报告了110，第一天演出到此结束。警察叔叔顺便问了问校长——海淀分局有一支警察乐队，是不是也一起耍耍？欧也，大家为此兴高采烈，觉得全世界都在摇滚，到处都有我们的人。

　　第二天可能是最好玩的一天，天气预报说的雨，提前在上午下完了，好乐队一个接一个，闻讯赶来的新的小吃摊和贪玩分子也多了。

　　头一天没能演出的舌头却不能参加演出了，因为他们要去外地。很多人为此感到遗憾，但重要的不是舌头，而是音乐，重要的也不是音乐，而是舞台下面的人群——这个意思，第三天被痛苦的信仰主唱高虎陈述为“我们不牛逼，你们牛逼”，去年则被舌头自己解释为“重要的不是摇滚乐，而是你们”。

　　第一个上场的似乎是青岛的黄粱公主，戏剧化的实验音乐，对哲学命题的有趣处理，包括采样、人声、歌曲和吉他贝司的片刻正常演奏。他们的现场没有录音听起来吸引人，这也不只是精致程度、调音效果和观众心境的问题，这的确需要乐队控制现场的能力。

　　鞍山的说唱金属乐队魑魅魍魉临时改名为透视-X。和去年8月我看过的样子相比，他们进步不是太大，主唱的问题尤其突出——应该说他口齿不清，缺乏节奏感。音乐也比较模式化。

　　和他们一起来的混血也是说唱金属，显然好得多。我想他们也明白，类型音乐要求更强大的技术支持，而创新，则是感觉的自然流动。

　　山人可能是昆明最好的乐队，良好的技术、民族元素和摇滚乐的巧妙结合、从容而让人舒服的旋律、开阔的空间。那天下午，人们为此放松下来，摇摆着身体。但他们后来暴露出一些陈旧的和声和一首实在过于糜烂的晚会弹唱曲，歌词中的“毛主席万岁”似乎也加得没有道理。

　　判决乐队的键盘手周晟可能是音乐节最忙碌的乐手，他同时还是黄粱公主的吉他手和卡西莫多的贝司手——在长达一个小时的停电之后，在美好药店主唱小河伙同其邻居、歌手万晓利打着手鼓弹着琴在台下玩到尽兴之后，穿着欧洲中世纪僧袍的判决终于开始演出。他们的阿拉伯女声伴唱穿梭在男声主唱的强力咆哮之中，当然后者有点缺乏节制，以至于为音乐整体上的古典、黑暗气氛带来了过多的火药味。

　　刚在京文发行第二张专辑的杭天戴上了牛仔帽、留起了小胡子、带来了一个炫技派的主音吉他手——在即兴段落，我们发现，这个人似乎不愿意放弃任何表现的机会，其结果是两把电吉他吵架一样地同时solo——他变得更节奏了一点，但还是布鲁斯着。他依然诚实，并找到了更根源的感觉，热情地让音乐而不是自己煽动着观众。

　　爵士乐就没那么热情了，它比较闲适——我是说主流爵士乐——迷笛学校的老师，夏佳三重奏的成员全都是北京爵士界的高手，他们的演奏很见功底，准确、默契、有深度，优美而富于回味，但我想不出什么值得我激动的理由，这是一个口味问题。

　　橘子五重奏就更适合当作背景音乐了。事实上我也是那样做的，阳光、草地、啤酒、烧烤、爵士乐，标准的闲适生活。为什么不呢，当音乐闲适起来的时候。

　　一个叫做“麻音乐”的组织在学校门口创造了销售记录，他们出售自己做的CD和T-shirt，三天达RMB 4000多。他们是木推瓜、美好药店和废墟；CD是刚出炉的合辑《被侮辱的姿势》。美好药店出场较早，天光正亮，但我记得清楚，当他们唱起那首献给张慧生——一位自杀的吉他手——的歌时，感觉中突然黄昏降临。的确很感人，古怪的喉音、不可预测的旋律、阴郁或者暴戾的萨克斯，以及分明是民族节奏的手鼓和分明不是摇滚节奏的架子鼓，以及同样不常规的吉他贝司，前卫但是和谐地组织在一起，那些暧昧的歌词就更不用说了。木推瓜有很强的戏剧性，演唱也恶毒地模仿了歌剧美声，大开大阖，高潮时过激的噪音让人发疯，悲剧情结也因此得到突出。他们是不多的几个不按四四拍游戏规则玩，也能让观众折服的乐队之一。废墟是麻音乐中最常规的一支，开阔、颓美、迷离，但并不深入于此，他们的音乐基于英式吉他摇滚传统，曲式结构却自由得多，演唱也时常爆发，尖利地持续，把抒情旋律推向一个扭曲境地。

　　暗夜公爵一样涉及着噪音、痛苦和悲剧，他们甚至更无所顾忌。他们临时邀请了原微乐队贝司手刘小宁做伴唱——也就是嚎叫——新加入的键盘手是歌特乐队李莲英的魏国。早期工业噪音和近年兴起的后歌特，狂野的噪音、丰富的吉他音色把原本悲壮的气氛变得混沌，古典性被破坏，仍然沉重但更加不安，T. G.式的潜意识攻击，还有诗化的歌词。主唱眉头紧皱，一再要求关灯，他最后举着风衣跳下了舞台。我知道很多人受不了这个。

　　整个音乐节最大的惊喜也出现在这一天，上海的Junkyard和顶楼马戏团先后出场，遭到起哄，并坚决地压住阵脚，事后则倍受好评。加上3号出场的戈多，上海乐队一役功成，有如中国地下摇滚的不列颠入侵。Junkyard有很重的大坂无浪潮倾向，素质惊人，急起急落的能量爆发、噪音收放自如、声音层次也出奇合理，无论作品的短促或是漫长，都准确而直接地轰击着观众的神经。在观众要求他们下去之际，三支乐队的领队孙孟晋踱上舞台，以不亚于山冢爱和Alan Vega的痉挛嗓音加入——或者说，以他一贯的奋不顾身的激情——补上了类似次中音萨克斯短促吹奏的效果。毫无疑问，他们成功了。晚上的顶楼马戏团走得更远、更艺术、更高明，尽管他们的确不适合音乐节的气氛，但反过来，也为音乐节树立了一个了不起的高度。

　　当天的重型乐队明星，夜叉和病蛹，当然照例掀起了pogo巨浪。电子化的夜叉经过一年的整合，显然更加成熟，说唱风格减弱，音乐性更强，应该说他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风格并且为气势找到了扎实的背景。王珂在病蛹的表现也比在液氧罐头更好，尽管风格相近，但编曲显然更细更合理，对于台下pogo的身体来说，那煽动也来得更加自然。

　　而最为郁闷的，又是电子乐。虎子原本要配合赵亮的多媒体视像作品，但场地换了，未遂。他在舞台上埋头忙碌，观众照样散步聊天，偶尔扭头看看侧面调音台外面的多媒体投影。郁闷啊。

　　第三天，观众少了许多。想必是扛不住了，计划中的班车接送计划取消后，每天晚上都有近千人为打车回家犯愁。那些卡车上拉着手高歌的陌生人，那些睡在礼堂里的人，那些挤在迷笛学生宿舍里的外地乐手，那些走几个小时夜路第二天继续再来的人，显然并不是全部。

　　当然，摊贩更多了，连卖布老虎的、磨菜刀的都来了。庙会一样的场景中，也多了不少得知消息而终于赶来的新血，包括摇滚老炮、各界顽主，也包括更多全副武装的记者。到了晚上，人数居然猛增到2000左右，星光照耀迷笛，一幅无形的旗帜飘扬起来了。

　　下午第一支乐队是弑君，集体蒙面，怒吼并铿锵。当然他们并不成熟，但音乐似乎还聪明，至少有一个清晰的重型音乐结构。

　　CMCB来得很猛。作为两岸三地眼下最好的说唱乐队，他们还保留着摇滚乐的热情和轰响，但那又完全服从于律动，一种痞劲被发挥得淋漓尽致，煽动着、愉悦着未来的主人翁。他们改编了任天堂游戏音乐，堪称经典，也翻唱了Nirvana，勉强过关。

　　他们的同胞乐队Tookoo，不但有乐手和CMCB重合，风格也只是更不摇滚一些。他们平均年龄20，敬业而且更接近hip-hop气质。但比较起来，音乐就显得缺乏想象力了。

　　三个大头针是惟一上了台却没能演出的乐队。据说是鼓手的监听出了问题，在时间飞逝的压力下，校长急噪地要求他们凑合或下去，他们下去了。到底还是没有向大家展示，他们到底是一支酷似Primus的另类，还是更加前卫的异类。

　　在下午的阳光下我开始紧张、昏昏欲睡，因为我在等待兰州噪音协会。

　　在等待中连续上去两支爵士乐队，迷笛学生组成的fusion爵士“什么”，和来讲学的Ray Blue。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Albert Ayler也没有日野皓正，那我还宁肯听夏佳三重奏而不是什么的练习，或者Ray Blue的教学。虽然后者的确好听，尤其是钢琴的行云流水和零敲碎打。

　　我的上场是兰州噪音协会临时邀请的，我制造一些起过渡或填音作用的人声，同时也是对一本书的朗诵——《当代无政府主义》。这样的传统即兴噪音向来缺少乐迷，但是我们没有遭到驱逐，这仅仅是因为观众认识我。但我要说这是一个优秀的乐队，尤其是正在读高二的鼓手柿子，他知道什么叫感觉。后来听说有人当场泪如泉涌，这是因为这种音乐的特性——喜欢与否，需要与否，全都泾渭分明。

　　后面是石家庄的旺财，“音乐讲究说学逗唱”，方言搞笑版的拼贴音乐，搞笑成功，但实验的野心落空了，一些好的动机也没有得到发挥。

　　老张叫Jon Zatkin，老张的乡村是他的临时乐队，玩票性质，但玩得很有味道，好象家常聚会。作品都是老张的老朋友在30多年前写的，老张每唱一首，都要解释半天。

　　比较接近老张的，本来应该是布衣，但他们已经越来越摇滚了。我不能肯定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不曾看好布衣——是过分中轨中矩，还是不够有激情？或者旋律毫无新意？不管怎么说，他们比两年前是判然有别了。再多点灵气，应该不比瘦人什么的差。

　　漏看了西安的梵瑞与3。

　　但是终于看到了太原的凡言与冥乐队。凡言已经做了8张个人专辑，我听过其中5张，以为浓缩成一张会非常精彩。夜幕降临之后他和冥乐队展开了黑暗浪潮和黑暗金属的仪式，看来现场经验不足，编曲也有点空，但无论如何他们可以更好，如果关心细节的话。

　　卡西莫多比他们少一点古典情怀，多一点电子工业的沉和重，分属两种黑暗、两派大气。他们的作品不大稳定，有时候会被草率的低音、盲目的节奏破坏那种难得的感染力。

　　不能不说丰江舟，他又一次出乎我意料。他玩起了techno。原来复杂的ambient和碎拍大厦被明朗的节奏接管，转折之处却也依然峰回路转、暗藏乾坤，带着噪音的鸣叫和ambient的背景。姜还是老的辣，他是三天里惟一吸引住观众的电子乐手。

　　戈多，上海的资深噪音乐队，现在是后摇滚乐队。从愤青转向雅皮，是更高明了还是更保守了？他们变得非常有耐心，漫长、灵活而忧郁，在取消了吉他的表现力之后，维护了整体氛围和其他所有乐器的平等。

　　那么脑浊呢？还需要再说吗？有他们就有朋克和DIY文化，有他们就有跳跃、舞蹈和活力，有他们就有年轻人的自信——我是说，脱离了主流生活方式的大城市青年。在一个批判、独立和纯正朋克乐激情的基础上，他们带来了欢乐。

　　3号的两个赏心悦目的高潮，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女孩子——幸福大街的主唱吴虹飞、与异星乐队合作的张浅潜。吴虹飞是幸福大街乐队的灵魂人物，她的乐手已经摆脱了过去的单薄和生涩，音色和技巧都更加丰富、时尚，但我想他们并不理解主唱独一无二的乖张和自恋，他们丢掉了两年前的爆发力，也削弱了人声的撕裂感和精神打击能量，这是他们没有更感人的原因。异星则是张浅潜合作过的最好的乐队，他们衬托着她微笑、煽情、翻唱《花房姑娘》、撩起短裙和观众的心跳。有人为幸福大街哭，更多的人为张浅潜欢笑。

　　压轴的是痛苦的信仰，这好象理所当然，因为他们不但是最热门的摇滚乐流派——说唱金属中最出色的一支，也同时是中国低层城市青年正义感的唤起者。音乐节的尾声到了，人们在呼喊、观望或莫名激动，上百人齐唱着，跳动着，pogo又开始了，不断有人往两米高的舞台上爬，然后被工作人员抬走。如果说，说唱金属的歌词多数都像口号，那么痛苦的信仰是最能用音乐和姿态充实这些口号的一支，我不得不为没有看过现场的观众感到遗憾，因为有些东西，的确仅仅属于现场，比如说人格的力量。

　　三天的演出顺利结束了，喝醉了的瘦人主唱戴秦冲上台向大家致敬，草地边上，一群金属死党围着蜡烛和“METAL NO DEATH”的字样一遍遍呼喊“金属不死”——我相信他们至少持续了一个小时，直到嗓子完全哑掉，热情完全燃尽。

　　歌中唱道：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那个在pogo之后和我拥抱的陌生人，那个在喝醉之后裸奔的长发小伙，那个问崔健“可是我还不知道您的名字呢”的rap少年，那个从密云来、住在礼堂里的义务工作者，他们都消失了。

　　这是一次完全非商业的活动，和一次半正规的操作。迷笛学校承担了所有的费用，提供了5块钱的份饭和两块钱的啤酒，北大在线新青年文化传播部组织了数十名大学生义务工作者、负担了网络宣传，所有乐队义务演出甚至自费从远方赶来。没有需要反对的越战，也没有需要插进鲜花的国民警卫队的枪管，没有黑豹党和白豹党的辩论，没有一个可以激起集体抗议和觉醒以及进一步进行自我身份确认的社会政治背景，伍德斯托克作为遥远的神话，尽管无关，但却印证着同样的热情、理想主义和寻找归属的渴望。

　　并且，也同样和必将统治世界的资本规则毗邻着。如果主办人没有得到一笔遗产，伍德斯托克可能就无法激发出传奇的光环，如果没有迷笛学校对非商业性的坚持和良好的地理环境——在整个大环境中，这是偶然的——我们也很难避免像喜力节拍那样的上班族周末聚会场面。而一套以另类或青少年为市场目标的商业游戏，或迟或早，也要从伍德斯托克30周年演出现场挥师至迷笛学校门口。梦想的脆弱，和它的美联系在一起，对梦想的信心最终成为理想和理想主义，尽管这不能改变100年来逐渐成为地球运行法则的资本主义，但正因为有一个可供超越的对立面，美才更美。

　　音乐节的操办，在以下方面显得匆忙和掣肘：A，调音师缺乏专业团队配合，调音师本人面对如此多的乐队、如此庞杂的风格，缺乏必要的音乐素养和准备工作(仔细分析全部小样)；B，乐队接待方面，没有提供必要的交通便利和统一的食宿管理；C，服务能力不足，原定的班车接送没能实现，原定的纪念品、音像制品统一销售也未能实现，等等；D，乐队演出安排缺乏预见性，临时变动过多；E，宣传周期短、资料不足，也没有举办专门针对媒体的新闻发布和解释活动；F，环保宣传不力，任凭观众随地乱扔垃圾，应该说是我们集体破坏了本该由我们来保护的环境；G，筹备工作缺乏足够的时间和条理，导致以上问题的出现，也导致赞助落空，资金紧张……

　　如果说明年的音乐节必然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如果说其他时间和地点的其他音乐节必然能够引进正规的操作和充足的资金，那么，我们是宁肯要一个事必躬亲的张帆校长，还是一个严密得不近人情的“另类商业”体制？我们是要一种个人的、即兴的、用感情和相同志趣实施的操作，还是要一种科学的、制度化的、用法规合同和利润驱动的操作？

　　或者就像摇滚乐本身，从来就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个性和商业之间关系的模式，让每一个案例都是新的，让不确定的人性在无政府主义的平等主义、团结友爱和立即行动的理想原则上站稳脚跟，然后再和这个世界的冰冷有效的规则做一接轨？

　　51支乐队，他们基本代表了中国当代摇滚乐及其亲属的真实水平。他们的现场经验普遍不足，有的乐手还没有听说过舞台站位和监听音箱之间的关系，很多乐队不知道怎样和调音师沟通，现场表演也暴露出控制气氛、配合方面的问题。他们多数强调与众不同的形式和思想，并在长期被资讯和市场所孤立的情况下纵容了才华，创造出一些杰出的声音；如果不是这样，也至少踩在前辈音乐家的肩膀上，获得了相对稳定的观众群。他们的风格跨度之大，超过了国外音乐节的包容能力——这也说明中国新音乐场景和大众文化之间的距离，倘若音乐真的成了青少年大众的生活方式，那么它的先锋性和多样性就必然要在音乐节上丧失——愤怒有其社会根源，闲适有其小资理由，电子有其时尚和前卫双重阴谋，实验则吻合了乐评人、资深乐迷的口味，以及一种道德上的优势。惟有欢乐，无处不在，把不同类型音乐的听众纠合在一起，分享这些不属于现存社会的秘密。

　　音乐制造了欢乐，但不是通过聆听。而是文化。是被称之为现场，并进一步称之为节日(festival，一个既是音乐节，又是节日的词，一个既属于美国青年，又属于全世界青年的词)的一切所创造的。如果说摇滚乐曾经需要少数掌握表达能力和媒体关系的人代言，需要他们向社会转述——自80年代以来，转述通常是歪曲，例如被先后强加的启蒙主义和人文主义，例如被赋予拯救心灵的使命，例如追星渴望和知识分子贫血病导致的摇滚乐被纯洁化、神话的局面——那么，我们在音乐节上看到的，就是一群不需要被转述，而是自己开始表达的人；他们本身就是BBS常客，认识摇滚乐手或者收集了相当数量的打口唱片，拥有关于音乐及其文化的知识，也能够顺利地和社会沟通。而他们的生活方式，使得他们发明了自身的符号和语法，从发型、服饰，到地下厂牌的logo，从俚语和术语，到行为方式甚至思维方式。

　　这一切最终自我繁殖，不再需要培育。

　　当我们说永远的时候，我们就选择了与现存社会不同的价值观；当我们在迷笛音乐节的垃圾、醉汉、冲突、失望或狂喜间穿行的时候，我们就把自己加入到了一个集体当中；当我们把摇滚乐，这种以反叛和创新为道德低线的娱乐方式融入生活，并且把娱乐、思考、爱、自由自在视为人生大事的时候，我们就不可避免的年轻了。

　　让我再回忆一遍，杰克·克鲁亚克在告别孤凉峰的时刻这样说：“愿主赐福所有身在酒吧、滑稽剧和含沙的爱之中的人，赐福给那倒悬在虚空中的一切。不过，贾非，我们知道，我们俩是永永远远不变的——永远的年轻，永远的热泪盈眶。” 

不行了，太帅了，太帅了太帅了。

男孩、摇滚、黑与白——Dior Homme by Hedi Slimane 7年回望

目前唯一想法就是，应该让枪花那几个老几穿上这个系列的衣服，再给老子唱个堂会！一首歌换一次，成员之间不许重样，而且必须在我面前换！